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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叶芝诗集(增订本)》
定价:128.00元
折扣价:99.84元
内容简介

    本诗集由译者多年间打磨出版的各个叶芝诗集译本结集增订而来,除之前出版过的374首译诗又修改一过外,还新译了叶芝生前未发表过的早期诗作38首,加上选自评论小册子《在锅炉上》中的3首诗,共得译诗415首,是现有收录篇什最多的汉译叶芝诗集。
作者简介

    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是用英语写作的爱尔兰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被托·斯·艾略特推崇为“二十世纪英语世界ZUI伟大的诗人”。如叶芝所自称和众所公认的,他发起的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创造了一种新(现代)的民族文学——用英语写作的爱尔兰文学。叶芝的诗风几经变法,熔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神秘象征主义、现实主义于一炉,在艺术上达到了他所谓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性质的结合”。诚如一位论者所说,他“在现代作家中甚具现代感,而无须是现代主义者”。1923年,“由于他那以一种高度艺术的形式表现了整个民族的精神、永远富有灵感的诗”,获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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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芝因为那首他献给苦恋一生而不得的爱人茉德·冈的名诗《当你老了》,近年来在中国家喻户晓。
    “颀长而高贵,可是胸房和面颊 / 却好像苹果花一样色泽淡雅。”(《箭》)这是叶芝初见她时的印象。当时他们都二十三岁。他立即被她的美貌征服了,“我一生的烦恼开始了”。
    叶芝多次向茉德·冈求婚,都遭到了拒绝。不得回报的爱升华成了一篇篇感情复杂、思想深邃、风格高尚的诗,它们贯穿于叶芝的第二本到最后一本诗集中。在这些诗里,茉德·冈成了玫瑰、特洛伊的海伦、胡里汉的凯瑟琳、帕拉斯·雅典娜、黛尔德等。
    有论者称这些诗作是现代英语诗歌中最美丽的爱情诗,认为还不曾有过哪位诗人像叶芝这样把一个女人赞美到如此程度。
    叶芝意识到是茉德·冈对他的不理解成就了他的诗,否则“我也许把破文字抛却,/心满意足地去生活”(《文字》)。茉德·冈曾写信给叶芝说:诗人永远不该结婚;他可以从他所谓的不幸中作出美丽的诗来;世人会因为她不嫁给他而感谢她。
译者序

    一
    踏上爱尔兰绿色的国土,漫步首都都柏林街头,就好像重读叶芝的华章,以往觉得陌生的地名和朦胧的意象都变得真切而清晰起来。1916年复活节起义所在地邮政总局、遭火灾后重建的艾贝剧院、利费河上的海鸥、欧康奈尔大街上的纪念雕像、市立美术馆里的绘画作品等等历历在目,无不令人想起叶芝的那些著名诗句。
    从都柏林乘长途公共汽车横穿国境,四个多小时后便到达西海岸的斯来沟镇。那里古风犹存,镇中心矗立着一尊青年时代的叶芝全身铜塑立像,颀长的身体上铸满他的诗句,被风鼓起的衣襟仿佛梦想的翅膀。不远处一幢古旧的红砖建筑是叶芝纪念楼,内设叶芝博物馆,里面陈设有不少关于叶芝的文献和实物资料,包括诺贝尔奖证书和金质奖章。镇东有风景幽美绝伦的吉尔湖,湖中有叶芝向往的人间仙境——因尼斯弗里岛。湖水流经镇中泻入斯来沟海湾,那里有另一处著名的“仙境”罗西斯岬角。镇北数英里处写有“叶芝之乡”字样的路标指向一座参天大树荫覆的教堂:旁边是那古老的石十字架;对面有诺曼时期的圆塔;近临来自格伦卡瀑布的湍急溪流;远望势如奔马又似卧剑的布尔本山。这就是叶芝的曾祖父曾住持的竺姆克利夫教堂,大门右侧的墓园就是叶芝长眠处。遵照诗人在《布尔本山下》一诗中的遗嘱,他的遗体于1948年从法国运回爱尔兰,归葬于给他的童年以欢乐、给他的诗歌以灵感的这块形胜之地。这似乎是他完满的人生之旅的象征,而他的灵魂仍驾着飞马珀伽索斯,超越生死,驰向永恒。
    二
    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生于爱尔兰都柏林,是一位画家的长子。虽然他的家庭传统上说英语,奉新教,甚至祖先还是英国移民,他本人所受的也是正规的英国教育,但他自小就有很强的民族意识。这也许与他在伦敦上小学时受英国同学歧视和欺负的经历不无关系。作为英裔爱尔兰人,他对宗主国英国的感情是爱恨参半的(后来的西穆斯·希内及加勒比海的德瑞克·沃尔考特亦有同感);他恨英国人造成了他不能用爱尔兰的民族语言盖尔语写作的事实,同时又爱使他得以直接学习莎士比亚等大师并且使他自己的作品得以更广泛流传的英语。正是处于这样一种尴尬地位,才使他在从事文学创作伊始就感到确定身分的迫切需要。
    作为使用英语创作的作家,叶芝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题材。这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研究和翻译盖尔语文学的学者和翻译家们所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他既必须背离英国文学的传统,退回到爱尔兰的本土风景中去寻找灵感,又必须把所获纳入英语的包装。1886年,叶芝结识了芬尼亚运动领导人、爱国志士约翰·欧李尔瑞。在他的影响下,叶芝开始接触爱尔兰本土诗人的具有民族意识的作品,他自己的创作也开始从古希腊和印度题材转向爱尔兰民俗和神话题材。1889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乌辛漫游记及其它》就反映了叶芝早期创作方向的转变和确定。
    同年,叶芝结识了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茉德·冈。由于她的美貌的吸引,年轻的叶芝多少有些身不由己地进一步卷入了争取爱尔兰民族自治的政治运动旋涡之中(甚至一度与激进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发生联系),就好像他笔下的诗人乌辛被仙女尼娅芙诱引到魔岛上一样。但他毕竟不是政客,而是诗人。他不可能采取任何激烈的实际行动,而只是尽诗人的本分:
    知道吧,我愿被视为
    一个群体的真兄弟,
    为减轻爱尔兰的创痛,
    把谣曲和民歌唱诵;
    《致未来的爱尔兰》
    叶芝的第二本诗集《女伯爵凯瑟琳及各种传说和抒情诗》(1892)继续且更集中地以爱尔兰为题材,以象征的手法表现诗人的民族感情,爱尔兰被“想象成与人类一同受难”的“玫瑰”。他幻想通过创造一种建立在凯尔特文化传统之上的英语文学来达到统一两半——天主教和新教徒的——爱尔兰的目的。他相信,如果现代诗人把他的故事置于自己的乡土背景中,他的诗就会像古代的诗一样更细密地渗入人们的思想之中。早在1888年叶芝就曾说过,比较伟大的诗人视一切都与民族生活相关联,并通过民族生活与宇宙和神圣生活相关联:诗人只能用戴着“他的民族手套”的手伸向宇宙。他还认为,没有民族就没有较伟大的诗,犹如没有象征就没有宗教。 在他眼里,爱尔兰是一个贮存着比英格兰历史更为悠久的历史的“大记忆”,一个充满了诗的象征的仓库。
    世纪之交的爱尔兰虽民族情绪高涨,但社会形势复杂。在目睹了政客的背信弃义、党派的勾心斗角、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众的互相仇恨和愚昧无知等现象后,叶芝意识到自己所崇尚的以十八世纪爱尔兰社会为代表的新教贵族政治理想与现实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而茉德·冈等共和党人所热衷的暴力行动也令他反感。因此他不久便对政治产生了幻灭感,而又回到了他的艺术王国:
    凡事都能诱使我抛开这诗艺:
    从前是一张女人的脸,或更次——
    傻瓜治理的故土貌似的需要;
    《凡事都能诱使我》
    1891年,叶芝与伦敦的一些年轻诗人组成了“诗人俱乐部”,并加入了当地一些爱尔兰作家和学者组织的“爱尔兰文学会”,开始从事整理和宣传爱尔兰文学的活动。但他自己的笔一刻也没有停歇,除以上提到的诗集外,还接连出版了写爱尔兰题材的散文作品《凯尔特的曙光》(1893)、《隐秘的玫瑰》(1894)和戏剧作品《心愿之乡》等。
    叶芝始终对戏剧有着浓厚兴趣。十八岁时,他就为初恋的情人劳拉·阿姆斯特朗写过一部诗剧《费雯与时光》。诗剧《女伯爵凯瑟琳》(1892)则是他特意为茉德·冈写的。1896年结识格雷戈里夫人和约翰·辛格后,叶芝开始与他们共同筹建爱尔兰民族剧院。这标志着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的开端。叶芝本想借戏剧的形式教育群众,在现代人中间恢复一种高尚的民族精神,但他以爱尔兰神话为题材的风格崇高的象征主义诗剧不像格雷戈里夫人和辛格的现实主义剧作那样受欢迎。而且,小市民的庸俗反应常常令他失望和愤怒。
    1899年,诗集《苇间风》问世,获当年最佳诗集“学院”奖,确立了叶芝作为第一流爱尔兰诗人的地位。有论者认为这部诗集标志着现代主义诗歌的开端,犹如一百年前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合著的《抒情歌谣集》标志着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开端。其实叶芝深受浪漫主义诗人布雷克、雪莱等的影响,是主张“向后看”的:
    我们是最后的浪漫主义者——曾选用
    传统的圣洁和美好、诗人名之为
    人民之书中所写的一切内容、
    最能祝福人类心灵或升级
    诗作的一切作为主题正宗,
    但如今都变了,那高大骏马无人骑,
    虽说荷马曾坐在那鞍上驰驱
    在渐暗洪水上天鹅浮游之处。
    《库勒和巴里利,1931》
    在这首诗里,叶芝把格雷戈里夫人之子(也包括他自己)看作是贵族文化传统的“末代继承人”,她(他)们所居住的库勒庄园和巴里利塔堡成了古老文明的象征。在另一首诗《纪念罗伯特·格雷戈里少校》里,格雷戈里夫人的儿子罗伯特则被视为文艺复兴式“完人”的一个现代样板。在叶芝眼里,贵族是人类文化精华的保存者和传承者。与此相对的是保存和传播口头的民间文化的乞丐、浪人、农夫、修道者,甚至疯人们。叶芝有许多诗作就是以这些人物为角色,或者干脆是他们所说所唱的转述。这些构成了叶芝的智慧来源的两个极端。然而,在现代风云的冲击之下,这一切都在渐渐消亡。巴里利塔堡前的古桥在内战期间被毁;库勒庄园也在格雷戈里夫人逝世后被迫出卖,后来被夷平;罗伯特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剧变。叶芝不禁哀叹:
    浪漫爱尔兰已死且已逝,
    与欧李尔瑞同在墓穴里。
    《一九一三年九月》
    但是,1916年复活节抗英起义震惊了对政治和现实失望的诗人。叶芝想不到从他平素看不起的城市平民中产生了他理想中古爱尔兰的库胡林式的悲剧英雄,他看到了一种崇高精神的爆发:
    一切都变了,彻底变了:
    一个可怕的美诞生了。
    《一九一六年复活节》
    感奋之余,他及时做出了一位诗人所能做的最好的反应:“我们的事/是低唤一个又一个名姓,/象母亲呼唤她的孩子,/当昏沉的睡意终于降临/在野跑的肢体之上时。”他还在《十六个死者》、《玫瑰树》以及晚期的《欧拉希利族长》等诗篇中以他特有的语调讴歌了死难的起义者。
    此后,他似乎又恢复了对现象世界冷眼旁观的态度,不辍地在变化中寻求永恒。然而他对社会现实的敏感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深刻了。中晚期的组诗《内战期间的沉思》和长诗《一九一九年》反映了他在内战的背景前对人类文明和心理的沉思。他更关心的是人类文明的创造,因而谴责任何形式的破坏。
    总之,是“在上帝创造天使前 / 她早已开始有历史”的“这盲目苦难的土地”——爱尔兰——造就了叶芝和他的诗。在他去世前一年所作的《布尔本山下》一诗中,他总结了他毕生的信念,并告诫后来的同志:
    爱尔兰诗人,把艺业学好,
    要歌唱一切优美的创造;
    ……………………
    要歌唱田间劳作的农民,
    要歌唱四野奔波的乡绅,
    要歌唱僧侣的虔诚清高,
    要歌唱酒徒的放荡欢笑;
    要歌唱快乐的侯伯命妇,
    ……………………
    把你们的心思抛向往昔,
    我们在未来岁月里可能
    仍是不可征服的爱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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