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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句正经话,没有一个正经人——专访《庆祝无意义》译者马振骋

2014-9-2 15:53:29 来源:深圳晚报 作者:李福莹

    爱开“玩笑”的米兰·昆德拉,在晚年也“玩了一次出乎意料”。

    就在人们以为昆德拉早已歇笔时,这位85岁的老人却完成其最新小说《庆祝无意义》。去年11月,该书悄然在意大利面世,当时应昆德拉的要求秘而不宣,十分低调。直到今年4月,法文原版才问世。

    今年7月推出的中文版,几乎与法文原版同步。中文版译者也是一位80岁的老人,曾经获得傅雷翻译奖的著名法语翻译家马振骋先生。作为这本书的“第一读者”,马振骋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幽默地点评《庆祝无意义》:没有一句正经话,也没有一个正经人。

    庆祝无意义》一语双关

    记者:《庆祝无意义》是昆德拉85岁时推出的新作,老师也是80岁高龄了。为何会应允翻译此书,翻译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马振骋:我最早接触昆德拉的作品是文艺评论《被背叛的遗嘱》,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事了,当时我翻译了几个片段,两三万字,发表在杂志《海上文坛》上。后来,上海译文出版社邀请我翻译了昆德拉的小说《》。

    今年2月,上海译文又邀请我翻译这本《庆祝无意义》,当时法文原版还没出版,他们拿来的是打字稿。字数也不多,最后译成中文是5万多字,我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翻译完了。你问我,80岁了为何还翻译呢?原因就跟“导演找你演这部戏,演员才有事情做”一样。

    翻译是真正的自由职业,一张纸、一支笔而已。不过年纪大了,笨一点儿,不会用电脑打字。我仍然习惯手写,喜欢这种把汉字写在纸上的感觉。

    记者:昆德拉的语言风格有变化吗?

    马振骋:昆德拉是捷克人,法语不是他的母语。所以,他用法文写作时,本来就不会用太难、太复杂的词语。如今年纪大了,他的文笔越发简单,不花哨,很平直。

    记者:像昆德拉之前的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为了告别的聚会》一样,《庆祝无意义》这个书名也有着诙谐、戏谑的味道。

    马振骋:书名非常有意思,“la fete de l'insignifiance”,直译应该叫“无意义的节日”,如果这样就只有一层意思了。

    我认为“fete”(节日)这个词应作动名词,取“庆祝”之意,才能表达原文的双关含义。连着读“庆祝无意义”是一层意思,断开读“庆祝,无意义”又是另一层意思(就像“喝酒,没意思”一样),大家多读几遍就能体会到了。

    刚翻译出来时,编辑觉得不好,但我还是坚持这样。后来英文版书名与我们中文版的一模一样,这下我才放心了,要不别人会说,你连书名都不会翻译,哈哈。

    生活的本质就是无意义

    记者:昆德拉曾在《巴黎评论》的访谈里提到:“我的每部小说都可以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玩笑》或《好笑的爱》来命名,这些标题之间可以互换,反映出那些为数不多的主题。”《庆祝无意义》是昆德拉又一次重复了之前的主题?还是有所变化?

    马振骋:昆德拉的作品我没有全部读过,所以无从比较,只能就这本小说谈一谈。

    《庆祝无意义》写得比较跳跃,一个接着一个片段,就像我们的人生,是没有一种完整性的。这是一个嬉笑怒骂的喜剧,围绕卢森堡公园这个舞台中心,阿兰、拉蒙、夏尔、凯列班四个好朋友轮番登场,由轻松的故事,引出对苏联集权的嘲弄、对个人成长史的追问、对男女之事的戏谑、对文明冲突的质疑。

    这部小说跟《》一样,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来回跳跃。最后表达的是,革命还是不革命,或者你向往做什么,即便是信仰,也都没有什么意义。但昆德拉表达的这种无意义,不是灰心丧气的,而是说生活就是这个面目,你别把它看得太重,生活的本质就是无意义。

    记者:人们对昆德拉的“最普遍定义”——以反讽手法,用幽默的语调描绘人类境况。作品表面轻松,实质沉重;表面随意,实质精表面通俗,实质深邃而又机智,充满了人生智慧。老师认为,这种概括是否准确?

    马振骋:17世纪就有这样的文艺理论:无论悲剧还是喜剧,归根结底都是悲剧。好的作家一定会写生活中、人性中不合理的那一部分,有的用沉重的手法表现,那就是悲剧;有的用轻松的方式表达,那就是喜剧。这不是昆德拉一人的独创。

    记者:作为东欧作家,昆德拉极好的诠释了“世界性”,他是不是自觉地“同其他世界,其他传统相遇”呢?

    马振骋:应该不存在“自觉不自觉、靠拢不靠拢”的问题,这是一个作家的本性决定的,也是机缘决定的。我个人以为,对于一个作家,离开母语环境,肯定是有所损失的。

    昆德拉是一个诚恳的作家

    记者:中国读者对昆德拉有长久的痴迷,为何昆德拉在中国会有这样的“热现象”?

    马振骋:1976年之前,我们几乎没有什么书看。1976年之后,昆德拉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发现”。他是东欧作家,所处历史背景与我们有许多相似之处,对中国读者的震动很大。尤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其思考、批判与幽默刚好契合了中国读者的认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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