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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录研究书系”四种的学术特色

2015-3-9 10:14:24 来源:古籍新书报 作者:杨 华 杨佳鑫

    中国古代史学体裁中人们一般比较关注编年、纪传二体,其次是典制、纪事本末诸体。相较而言,创始于南朝萧梁、延续至清代的实录体史学的研究却起步较晚,直至20世纪三十年代实录体方进入学者研究视野。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实录体史学的研究开始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其中,谢贵安教授的工作值得称道,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实录研究书系”四种,堪称其近三十年研究实录体史学的一个总结性成果。

  “实录研究书系” 由《中国已佚实录研究》、《宋实录研究》、《明实录研究》、《清实录研究》四部著作组成,通过对历朝实录的修纂制度、修纂机构、修纂人员、修纂过程、史料源流、史料价值、直书曲笔等各方面进行细致梳理和深入探讨,首次逐一地、连贯地研究了自南北朝迄于清末的各朝实录,是迄今为止研究中国实录体史学最全面和最系统的专著。通观全书,这套书系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成就和特色:

  第一,史料功底扎实,治学态度严谨。通读这套书之后,发现无论是微观个案的深入探讨,还是宏观问题的系统概括,都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为基础。以《清实录研究》为例,该书引用的文献涉及到清代档案、起居注、“清三通”、《大清会典》、清代《国史》、《清史列传》、《清史稿》、清代方志、私家史书、清人文集、笔记、谱牒、日记等,在史料的搜集上尽量做到了“竭泽而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卷帙浩繁的《上谕档》进行了仔细研读,披沙拣金,从中搜检出相关的史料,使《清实录》的研究建立在坚实的档案史料基础之上。并且在利用史料时,将记载同一史实的各种不同史料,按照档案、实录、其他史籍的顺序进行排比和引用,厘清了史料之间的关系并区分了史料的等级,引用的史料虽然繁多,但繁而不乱,井然有序。

  第二,超越前人成果,提出新的观点。如有学者认为,唐初将史馆移置禁中,是由于唐太宗为了便于就近监督和控制国史或实录的修纂,以达到讳饰玄武门之变等事件的目的。作者则根据《旧唐书·职官志》“贞观三年修五代史,移史馆于禁中”的记载,并以刘知幾对史馆的描述为佐证,指出将史馆移置禁中时所修的史书是五代史,并不属于当代史,而属于近代史,与太宗的隐私没有太大关系,与朝中大臣和史官的先人有密切联系。“因此,移史馆入禁中,与其说是利君,毋宁说是防臣。”

  第三,研究视野广阔,形成研究体系。作者并没有局限于目录解题式的“就书论书”,而是把对实录的研究放在了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之下进行探讨。实录是当代官修史书,其中记载的都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国家大事,故其修纂活动往往受到政治斗争的影响。作者不仅注意到历代实录的多次修改和曲笔往往与改朝换代、皇位更迭和党争有极大的关系,还发现了其中清前期实录的多次重修的情况比较特殊,不仅是涉及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更和清政权汉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有着直接的关系。尤其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是,作者不仅指出了现实政治和文化对实录的修纂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更敏锐地捕捉到了实录反过来对现实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如《宋实录》作为宋朝官修当代史,被宋代君臣积极研读,甚至上升到“祖宗家法”的高度。他们在研究实录的同时,也将《宋实录》中的经验教训付诸实践,对宋代的政治决策、人事任免、军事、外交、经济活动及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清实录研究》用了近六分之一的篇幅首次探讨了《清实录》的经世致用问题,指出清实录是历代实录中,为当朝皇帝阅读最勤的实录,具有很高的致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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