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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与魔镜》自序:从互文到魔镜

2019-3-11 11:19:35 来源:易文网

    一般认为,“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 )概念由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在《世界,对话与小说》(World,Dialogue,and Novel )中提出,后经乃师罗兰·巴特对文本问题的讨论而广泛传播。克里斯蒂娃认为文本总会超出语言系统,进入到话语网络体系,秦海鹰认为“克里斯蒂娃赋予互文性概念的三个主要内容:文本的异质性、社会性和互动性”。“互文性”将传统对文本意义的封闭式认知推向复杂动态的开放性空间。文本不仅与其他种种文本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跟赋予它意义的各种知识、代码、表意实践构成的语境(context )紧密联结。所以intertextuality 不仅是text 与text 之间的关系,更是从text 到context 的勾连。互文性理论是1960 年代西方文论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变过程中提出的代表性概念,这个理论虽没有福柯、罗兰·巴特、巴赫金等人理论声名显赫,但在我的批评实践中,却总是若隐若现地感受到它方法上的启示,并长久地葆有对它隐秘的亲切感。
 
    应该说,“互文性”提供的并非一种现成的理论工具,像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那样,你可以操起“自我/ 本我/ 超我”等概念练手,它提供的是一种理论洞察和方法指向。从文本到文本,从文本到语境,话是这么说,路却要自己去走。正是在这里,“互文性”鲜明地区分了理论家和批评家的工作。显然,克里斯蒂娃和罗兰·巴特完成的主要是理论家的工作,却依然把广阔的空间留给了批评家。很多批评家并不认为他们得到了克里斯蒂娃的启发,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和克里斯蒂娃做着相互印证的工作。这正是互文性理论有趣的洞察。在我的阅读中,那些创造性的阐释常常有意无意地跨过了互文性的桥梁。
 
    最早以“互文性”的发现而让我大吃一惊的是许子东的文章《重读〈日出〉、〈啼笑因缘〉和〈第一炉香〉》,文章首发《文艺理论研究》1995 年第6 期,收入王晓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时加了一个标题“一个故事的三种讲法”,也解释了作者把三个作品放在一起读的原因。原来《日出》《啼笑因缘》《沉香屑·第一炉香》这三部一般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作品在许子东这里是“一个故事”:“都描写了一个女人如何贪图金钱虚荣而沉沦堕落的故事。女主人公(陈白露、沈凤喜、葛薇龙)都是年轻貌美,都有学生背景,她们都放弃和背叛了自己的情感原则,或成为交际花,或嫁给年老的军阀。当然,三部作品对这同一个故事有着不同的写法。”那时高中刚毕业,孤陋寡闻,对此文颇有惊为天人之感。后来才知道这是结构主义的一种研究思路,结构主义相信纷繁复杂的故事表象底下存在着并不甚多的故事模型。许子东机敏地在三部小说中提炼了“相同”的叙述模型,却迅速地导向了对“不同”讲法的辨析,如果说“相同”来自人类漫长的故事传统,“不同”则折射了个人立场、文化思潮构成的“语境”。这也是所谓的从text 到context 。
 
    当然也有主要专注于从text 到text 的,比如孙绍振先生。孙先生的文本细读功夫声名远扬,要害在于他常能在不同文本中挖掘出可资比较的“互文性”。比如从杜牧、叶绍翁、辛弃疾、杜甫、贺知章、韩愈、白居易等诗人的名作中挖掘出九种面对春天的不同诗情;从杜牧、范仲淹、马致远、刘禹锡、杜甫等诗人的作品中搜寻出六种面对秋天的诗意;从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和《沁园春·雪》中比较出二种不同的冬天之美……这或许不是克里斯蒂娃意义上的“互文性”,但又有何妨,它要求批评家化身侦探,发现文本与文本之间的隐秘关联。批评不再是按图索骥的一般性审讯笔录,简直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搜寻蛛丝马迹的福尔摩斯。
 
    互文性本身显然不仅是发现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相似或差异,一个足够好的文本侦探,能够由文本而潜入历史的深海。比如文学史家洪子诚先生在《读作品记》中就化身一个从文本触摸历史的侦探。且以其中一篇为例。《〈玛琳娜·茨维塔耶娃诗集〉序:当代诗中的茨维塔耶娃及其他》这篇文章典型地体现了由文本通往历史的解读逻辑。文中,洪子诚从50 年代的中国对阿赫玛托娃的介绍谈起,由于在40 年代的苏联受到日丹诺夫严厉的批判,阿赫玛托娃以“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的形象传到50 年代的中国。洪子诚并不抽象地谈论阿赫玛托娃或茨维塔耶娃,而始终在“跨文化传播”以及“接受史”的视域中看待她们。“到了60 年代,中国少数读者知道了茨维塔耶娃,以及曼德尔斯塔姆的名字,并非翻译、出版了他们的作品,他们是爱伦堡给带来的”。1963 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爱伦堡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其中谈到茨维塔耶娃等人的生活和创作。“爱伦堡的序言,精彩之处是对茨维塔耶娃思想情感、诗艺的矛盾性,和对她的‘极端的孤独’性格的论述。”洪子诚指出,茨维塔耶娃诗集1956 年在苏联得以出版,跟斯大林去世后的“解冻”背景相关;但这个格调的作品显然无法进入彼时中国文学的期待视野,只能透过爱伦堡的介绍这个曲折的路径被少数中国读者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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